文 |柚子 编辑 |柚子 组建联合政府的磋商尚未正式展开,就被一场选举日的干预丑闻直接堵死了所有可能性。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KAN披露,加迪·艾森科特领导的反对派联盟已明确排除与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组建联合政府。 原因是总理办公室被曝在选举日动用安全资源干预阿拉伯选民投票,联盟内部直接将此事定性为“政变企图”,并要求撤换辛贝特(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戴维·齐尼与摩萨德局长罗曼·戈夫曼。 这场风波的核心细节来自以色列第12频道的调查报道。 10月27日选举当天,警方以相关指控逮捕了阿拉伯联合名单(Ra'am)的多名活动人士,而促使警方采取行动的原始信息,正来自总理办公室的一名前助理。 调查同时证实,当时已有情报官员提醒警方先核实消息来源的可靠性,但执法部门仍执意推进。 更具争议的是辛贝特局长齐尼的操作,他以怀疑外国干预选举为由,申请在选举日当天对五名阿拉伯议员实施监听,最终被总检察长加利·巴哈拉夫-米亚拉直接驳回。 两起事件叠加,构成了艾森科特阵营翻脸的直接理由。 在反对派看来,这不是个别工作人员的失误,而是执政阵营系统性利用安全机构压制反对派选民、操纵选举结果的尝试。 将其上升到“政变企图”的定性,措辞固然有政党斗争的夸张成分,但也点出了整件事最危险的内核,本该保持中立的国家安全与执法机构,正在被卷入选举政治的角斗场。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依据,以色列的辛贝特与摩萨德素来被视为国家能力的核心支柱,其权威性建立在超脱党派政治的中立性之上。 一旦安全机构的权力可以被用来针对特定政治群体、影响选举结果,整套权力制衡的基础就会松动。 此次被驳回的监听申请尤其值得警惕,以“外国干预”为借口针对本国议员启动监听,本身就是对议会政治的直接冲击。 如果总检察长没有行使否决权,选举日的监听就会成为既成事实,其对政治公平的破坏力远大于几场街头冲突。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摩萨德局长戈夫曼的外事安排。 戈夫曼赴美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谈,艾森科特在会谈前几小时还与内塔尼亚胡见过面,却全程没有得到任何通报。 对正在商讨组阁的政治对手隐瞒核心外交动作,说明在执政阵营的逻辑里,国家安全事务早已不是跨党派的公共议题,而是可以单方面操作的政治资源。 连摩萨德的对外接触都可以绕过反对派,安全系统的政治化倾向,已经从选举领域延伸到了外交决策层面。 内塔尼亚胡在新议会就职典礼上对阿拉伯政党的公开攻击,进一步坐实了这种极化策略。 从选举日压制阿拉伯选民活动,到议会层面公开攻击阿拉伯政治力量,再到动用安全工具针对性施压,整套动作的目标高度一致,通过挤压阿拉伯选民的政治空间,巩固右翼基本盘的支持。 这种策略在选举中或许能拿到短期收益,却在持续撕裂以色列的社会共识。 阿拉伯公民占以色列人口的两成左右,当他们的政治参与权被系统性削弱,所谓的民主合法性自然会大打折扣。 组阁谈判的破裂,本质是规则共识崩塌的结果。 此次选举后,没有任何阵营拿到议会绝对多数,组建联合政府本是最现实的出路。 艾森科特的联盟囊括了贝内特、亚伊尔·戈兰、利伯曼等多个中右翼政党,与利库德集团在安全政策、经济议题上本就有不少共识,理论上存在合作基础。 但选举干预事件直接击穿了合作的最低底线,如果连选举的基本公平都无法保障,联合执政过程中的权力分配、政策协商,就更没有信任可言。 对反对派而言,答应联合组阁等于默认了选举操作的正当性,这在政治上是完全无法交代的选择。 风波发展到要求撤换两大情报机构负责人的地步,说明斗争已经从政党博弈蔓延到了国家安全体系的人事层面。 艾森科特阵营很清楚,只要现任负责人留任,安全系统的政治化倾向就不会扭转,未来的执政过程中依然会面临信息不透明、权力被滥用的风险。 但人事撤换本身同样是双刃剑,如果强行推动情报机构换帅,只会进一步激化对立,让安全系统更深地卷入党派斗争,形成恶性循环。 眼下的以色列,本就处在内外议题的多重压力之下。 加沙地带的战后安排迟迟没有进展,北部边境的安全威胁尚未解除,伊朗核问题的博弈仍在持续,这些都需要稳定的国内政治和统一的安全决策作为支撑。 如今政坛内耗持续升级,安全机构的中立性不断被侵蚀,最终消耗的是国家应对外部挑战的整体能力 。 选举干预丑闻和组阁破裂,只是以色列政坛极化的一个缩影。 当安全工具被用来应付内部选举,当少数群体的政治权利被当成博弈筹码,再强大的情报体系、再稳固的制度框架,也守不住社会共识的底线。 这场风波最终如何收尾,决定的不只是下一届政府的组成,更是以色列民主制度的基本边界。 特别
2026-11-18